公元前121年，一支三万人的汉军精锐骑兵从萧关出发，渡过黄河，翻越大漠，直插焉支山，再西行一千余里，直抵祁连山。他们像一股狂风般突进，打穿匈奴防线，追击敌军一路北逃，斩杀与俘获无数。领军者是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，少年英姿勃发，被封为“冠军侯”。
这场“元狩二年河西之战”打通了整个河西走廊，不仅截断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，使中原对草原形成半包围之势，还获得了关键的马匹繁育基地——山丹。祁连山下的高原牧场所养的战马，体格与耐力远超中原本土马种。从此，甘凉一带便成为中国骑兵的核心摇篮，近两千年间声震华夏。
事实上，中国最早的本土马并不强壮。先秦时，战马主要产自陇右（今六盘山以南），秦人最早就是养马的奴隶。兵马俑出土的秦军战马，肩高不过133厘米，体型接近蒙古马，甚至与驴相仿。那时的骑兵只是战车的辅助兵种，多用于侦察，缺乏冲击力。长平之战中，断绝赵军粮道的五千秦骑，主要靠弩作战，还要下马射击，实质上只是骑马的步兵。
展开剩余81%原因在于，当时尚未出现决定骑兵命运的两件装备：高桥马鞍和金属马镫。没有它们，骑手无法稳固地操控战马，只能用大腿死死夹住马背。而从小长在马背上的匈奴人个个“罗圈腿”，骑术高超，即便如此，他们的战法仍以骑射为主，很少正面冲锋，更多是远射骚扰，有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逃跑并不被视为耻辱。
农耕军队遇上这种来去如风的“骑射民族”，几乎束手无策。要想击败匈奴，就必须以骑兵对抗骑兵。然而，中原马种矮小瘦弱，不适合作为冲击骑兵战马；加之农耕社会饲养战马的成本极高——马不像牛羊能反刍，需要昼夜不断喂养粟米甚至黑豆，耗费巨大。一匹战马的口粮相当于十二名士兵。对农耕社会而言，马既不适合耕田，肉质又柴硬，还不产优质肥料，自然难以普及。
直到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，汉朝才真正掌握了养马优势。祁连山下的军马场成为汉帝国的战略核心，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。通过西域输入的优质马种与本地马杂交，战马体型逐渐改良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军战马，已经比秦军战马更高大强壮，胸阔腿健，具备冲击力。
有了马，还需要战术革新。匈奴骑兵人人骑射精熟，汉军农夫出身，难以与之比拼远程射术。但汉军的优势是纪律与坚韧。于是，汉人将步兵的集群冲锋思路搬到马背上：靠密集突击冲散敌军阵列，在近身搏杀中压制骑射优势。
汉军铁骑往往身披铁甲，手持环首长刀，配合弓弩骑兵，形成突击与远程的双重打击。面对装备简陋的匈奴骑兵，他们能做到“一汉敌五胡”。在漠北决战中，霍去病率军两千里北进，大破匈奴右贤王，斩俘七万，封狼居胥，威震漠北。这是农耕文明第一次在骑兵对决中压制游牧骑兵，奠定了中原骑兵的发展方向。
与此同时，战马装备也在演进。西汉后期，出现了适合突骑战的高桥马鞍；东汉时，马铠逐渐普及，战马也开始像骑士一样披甲。这为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兵种——“甲骑具装”铺平道路。三国乱世中，最早在中原战场大放异彩的，就是曹魏的虎豹骑。
虎豹骑分为虎骑（重突击）和豹骑（机动性强）。兵员都是从百人将中精选，统帅多为曹操的亲信心腹，曹真、曹休都由此晋升。虎豹骑装备精良，人马俱甲，常与步兵配合，以集群冲锋粉碎敌军。建安九年南皮之战，他们斩杀袁谭；白狼山之战，以数千重骑击溃万余乌桓骑兵，斩单于蹋顿；长坂坡之战，一昼夜急行三百里，几乎全歼刘备部队。虎豹骑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。
但他们也有对手。西凉铁骑出自水草丰美的凉州地区，当地民风彪悍，胡汉杂居，骑士勇武善射，战马高大强健。马超率领西凉铁骑在潼关大战中，半渡黄河突袭曹操，箭如雨下，曹操几乎丧命，幸得许褚以鞍挡箭相救。这便是“三国演义”中“割须弃袍”的原型。
然而，西凉铁骑虽勇，却因内部派系复杂而难以长久团结。马超与韩遂内乱，使曹操得以各个击破。虎豹骑最终在关中击溃西凉铁骑，魏军平定陇右，自此北方归于一统。西凉铁骑虽悍勇无匹，却终究败于政治与权谋之外的博弈。
从霍去病的漠北铁骑，到三国的虎豹骑、西凉铁骑，中国骑兵在不断改良战马、革新战术的过程中，从追赶游牧，到超越游牧，最终塑造出属于农耕文明的铁血骑兵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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